西安人说起看电影，绕不开一条街——竹笆市。这条明朝就有名字的老街，北口路东26号，曾经立着一座让整个西北为之侧目的建筑：阿房宫电影院。九十多年过去了，街上的竹器铺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可老西安人路过那里，脚步还是会不自觉地慢下来。
故事要从1931年的冬天说起。那年，在上海求学的周伯勋回到西安。彼时的上海，霓虹闪烁，电影院里人头攒动，阮玲玉、胡蝶的名字家喻户晓。可一回到家乡，周伯勋的心凉了半截——偌大的西安城，竟找不出一家像样的电影院。夜里，他坐在自家院子里，望着头顶那片沉沉的夜空，对父亲周凤岗说："爹，西安人不该只有看戏一条路。银幕上的世界，咱西安人也该看看。"
周伯勋找到了戏剧界的好友封至模、武少文。三个年轻人围着一盆炭火，越说越激动，一拍即合。随后又约请刘尚达、张子泉等文化界名流共商大计，最终采取招股集资的办法，募得十二万元——四千八百股，每股二十五元。在那个年月，这是一笔天文数字。父亲周凤岗更是做了一件让全家人都惊掉下巴的事：他把自家位于竹笆市北口路东的私宅腾了出来，作为影院院址。有人劝他："凤岗兄，祖宅是根呐。"老人捋着胡子笑了："根扎在人心里，不在房子里。"影院取名"阿房宫"——用秦代最恢宏的宫殿，命名西安最摩登的去处，这份气魄，很西安。
年轻的道路桥梁工程师武少文出任首任经理。为了这座影院，他从上海返回后几乎住在了工地上，图纸改了一遍又一遍，连座椅的倾斜角度都要亲自比划。1932年6月19日，阿房宫大戏院举行开幕式。那一天，竹笆市万人空巷。开幕放映的三部影片——《古都春梦》《野草闲花》《恋爱与义务》，皆是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无声默片，主演都是那位有着"一代女神"之誉的阮玲玉。银幕亮起的那一刻，全场鸦雀无声；散场时，人们红着眼眶从黑暗里走出来，恍如隔世。电影一放，立即轰动西安全城，阿房宫一炮打响，成了名副其实的西北第一家大戏院。
从那以后，阿房宫的灯就再没熄过。民国年间，西安陆续有了民光、宝珠、明星、西京、陪都、银汉、新民等影院，与阿房宫并称"八大影院"，而阿房宫始终排在头一个。它既能放电影，又能唱大戏，名角登台、新片首映，竹笆市北口的那块招牌，就是老西安人心里的"文化地标"。
住在钟楼附近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景：售票窗口前的队伍能从影院门口一直排到街口，穿的确良衬衫的小伙子攥着两张电影票，手心里全是汗——那是他约心上人看的第一场电影。放映厅里，木椅子"吱呀"作响，谁磕个瓜子都能被前排回头瞪一眼。散场后，一对对年轻人沿着竹笆市慢慢往南走，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，谁都舍不得先说"回吧"。有位老观众说得动情："我跟我老伴的第一面，就是在阿房宫门口。她站在海报底下等我，穿件红格子衫。后来我们的娃、娃的娃，都在这儿看过电影。一家三代人的记忆，全在那个黑乎乎的放映厅里。"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，阿房宫电影院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代。那时它绝对是西安最火爆的电影院，也是最受年轻人喜欢的电影院，没有之一。大片首映的夜晚，竹笆市堵得水泄不通，黄牛把票价炒到翻倍，检票口的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。多少西安娃的青春，就散落在那里的爆米花香气和片头曲里。
后来，城市大了，商圈多了，购物中心里的影城一座接一座地开。老影院渐渐安静下来，像一位看尽繁华的老人，坐在竹笆市的街口打盹。有人担心它会就此消失，像那些再也找不回的老字号一样。好在，2017年，这座始建于1932年的老影院迎来了全新改造升级，命名为阿房宫剧院——它曾是西北第一家大戏院，如今又以剧院之身归来，继续为这座城亮着灯。
九十多年，一座影院能承载什么？它见过默片时代观众为阮玲玉落的泪，听过大戏名角的满堂彩，记得八十年代情侣们攥出汗的电影票，也收藏着新世纪少年们的欢呼。周伯勋们当年围炉夜话时大概不会想到，他们点亮的那块银幕，会照亮西安人整整三代的夜晚。
如今再走过竹笆市，竹器铺的篾香混着咖啡馆的香气，老街有了新模样。可只要抬头看见"阿房宫"那三个字，老西安人还是会想起那句话——根扎在人心里，不在房子里。一座城的光影记忆，就这样一帧一帧，放到了今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