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晨七点半，长安区樊川路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店卷帘门"哗啦"一声被推上去。晨光斜斜地照进来，落在一张油亮发黑的旧木桌上，桌上摊着镊子、螺丝刀、油壶和一小盒比米粒还细的齿轮。一位白发老人慢慢坐下来，把一枚黄铜色的寸镜往右眼一嵌，低下头——那一刻，整个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满屋子大大小小的钟表，齐齐发出细密的"滴答、滴答"。
老人叫陈绍霖，1925年生，今年已经一百岁了。这枚寸镜，他从十五岁戴到现在，戴了整整八十年。
把日子往回拨八十年。1940年，黄浦江畔的上海滩，十五岁的陈绍霖从江苏老家背着一个蓝布包袱来到大城市当学徒。修表是个"螺蛳壳里做道场"的精细活，师父不许他碰真表，先让他捡地上掉的螺丝——那些孔细得像发丝，一颗螺丝掉在青砖缝里，得趴在地上找上半天。他就这样从捡螺丝、擦机油、递工具开始，一点点把手练稳，把眼练尖。
1958年公私合营，他进了上海手表厂608车间，做的正是当年响当当的"上海牌"手表。那是一块表能换半个月工资的年代，一块"上海牌"戴在腕上，是能让整条弄堂都投来目光的体面。陈绍霖每天与成百上千个机芯打交道，闭着眼都能说出每一个零件的位置。
命运的指针在1966年那个冬天猛地拨了一下。为响应国家"三线建设、支援大西北"的号召，四十一岁的陈绍霖收拾行装，带着一家老小，从繁华的上海一路向西，坐了几天几夜的绿皮火车，来到秦岭北麓的西安，进了长安"子午钟表厂"（后来的西安风雷仪表厂）。
火车过了潼关，窗外从水乡的粉墙黛瓦变成了黄土塬和光秃秃的秦岭。有人说他傻，放着上海的好日子不过，跑到大西北来吃苦。他却只是把工具箱抱得更紧了些——对他来说，只要有一张桌子、一盏灯、一堆等着被唤醒的停摆的表，哪里都是家。就这样，一个江南人，把后半辈子交给了长安。
1985年，六十岁的陈绍霖办了退休手续。单位舍不得他这身手艺，又返聘了他一年。可真正闲下来那几天，他浑身不自在，饭吃不香，觉睡不实，手指头总在半空里不自觉地捏来捏去，像是握着一把看不见的镊子。
"我要开个修表店。"他跟儿女说。儿女都反对：都退休了，又不差钱，在家含饴弄孙、颐养天年多好，何苦再守着个小铺子受累？陈绍霖把眼一瞪："你别管，我修我的。修表是玩呢，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事。"
在蝴蝶手表厂上班的儿子拗不过他，只好在厂子附近替他张罗了个门面。头一个月，冷冷清清，只修了五块表。第二个月，二十六块。到了第三个月，"乖乖，一天能送来十块八块！"老人说起这段，眼睛里还闪着当年的光。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要修七八十块，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，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，在九十年代，那是让人眼红的高收入。
可陈绍霖从没把钱看得太重。街坊邻里的表坏了，他常常只收个块儿八毛的人情价；碰上手头紧的老人，摆摆手就不要了。他图的是那份"把停住的时间重新唤醒"的成就感——当一块死寂多年的老表在他手里重新"滴答"起来，那声音，比什么都动听。
一块简单的机械表，里面有一百多个零件；复杂些的，六百多个，每一个都藏在如发丝般纤细的孔洞里。可九十多岁的陈绍霖，戴上寸镜，手竟一点不抖，镊子一夹一个准，齿轮、游丝、发条，稳稳当当各归各位。有慕名而来的年轻人不信，专门拿了别处修不好的名表来"考"他，往往在滴答声里，就服了气。
他的作息几十年如一日，精准得像他手里那些走时分毫不差的表：早上六点多起床，到街头吃碗早点，七点半准时开门；中午回蝴蝶表厂家属院的租屋，眯上一小觉；下午两点上班，五点半下班。日头东升西落，卷帘门一开一合，一晃就是三十多个春秋。
如今店里送来的，多是别处"修不了、不想修、修了不挣钱"的老表——一块停了摆的怀表，一只锈住的梅花，一枚母亲留下的旧英纳格。人们不远万里把它们送到这间小店，修的哪里只是表，分明是舍不得丢的记忆，是想再听一次的、亲人腕上的心跳。
陈绍霖伏在小小的修表案上，从满头黑发的江南少年，修成了白发苍苍的长安老者。他修过抗日战争的烽火，修过新中国成立的锣鼓，修过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也修到了国家富强的今天。八十年光阴，被他一寸一寸地拨动、擦拭、上油，重新走了起来。
秦岭脚下，樊川路边，那盏台灯还亮着，那枚寸镜还嵌在眼窝里，那满屋子的滴答声，仍在一刻不停地，为这座古老的城市，守着时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