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安长安区樊川路，蝴蝶手表厂家属区附近，有一间小得转不开身的钟表修理店。门面不大，招牌旧得褪了色，可推门进去，你会被"时间"包围——墙上挂满了停摆的老钟，柜子里、桌面上、甚至暖气片的缝隙里，都塞满了齿轮、发条、表蒙子和叫不上名字的小零件。一位白发老人伏在工作台前，左眼夹着放大镜，右手捏着一枚比牙签还细的镊子，正从一小碟去渍油里，稳稳夹起一粒芝麻大的齿轮。
他叫陈绍霖，1925年生人。从15岁在上海当修表学徒算起，他和钟表打了整整八十多年交道，被人称作"中国最老的修表匠"。
1940年，15岁的陈绍霖从江苏老家去上海投师学艺。旧上海的钟表铺里，师傅不轻易教真本事，他就站在一旁偷偷看，晚上躺在阁楼上，闭着眼在脑子里把一块表拆了装、装了拆。1958年公私合营后，他进了上海手表厂，摆弄的是当年响当当的"上海牌"。
1966年冬天，国家号召"三线建设"，41岁的陈绍霖二话不说，带着一家老小登上了西去的火车，落脚在秦岭北麓的长安"子午钟表厂"（后来的西安风雷仪表厂）。从黄浦江畔到终南山下，口音变了、饮食变了，唯独手上的活儿没变——还是那枚镊子，还是那盏灯，还是零件落进机芯时那声几乎听不见的轻响。
1985年，60岁的陈绍霖退休了。在家闲了没几天，他就坐不住了，独自跑到当时红火的蝴蝶手表厂附近，开了这间钟表修理店。儿子反对，他把手一挥："你别管，我修我的。"
那正是手表的黄金年代。"刚开店最忙的时候，一天要修七八十块表，忙得饭都顾不上吃。"老人回忆起来，眼里有光，"一个月能挣六七百块，在九十年代，算高收入喽。"结婚要"三转一响"，手表是头一转。多少西安小伙子攥着攒了半年的工资买下一块上海表，表停了、摔了、进水了，都往他这小店里送。他修好的，何止是表，是人家的念想。
后来，石英表来了，电子表来了，再后来，人人手里都有了手机，看时间只需低头一瞥。修表这行当，眼看着从街头巷尾退进了记忆里。可陈绍霖的店，一天也没关过。
九十多岁的他，依然每天六点多起床，到街口吃碗早点，七点半准时开门，中午回家属院的租屋午睡片刻，下午两点又坐回工作台前，五点半下班——他的作息，精准得像一块走时分毫不差的表。"现在的表难修，都是别人修不了、不想修、修了不挣钱的表，才拿到我这儿来。"他说这话时不无得意。有人笑他这么大年纪还守着小店，他摇摇头："总有老顾客找我修表，把店关了，对不起信任我的人。"
老伴走了二十多年，五个儿女都盼着他去享清福，他不去。从15岁到年过九旬，他修好的手表超过一万块。有人问他长寿秘诀，他笑着说：跑步、冷水洗脸、少吃肉、多吃菜，"人活着不能懒，要勤快。"
2024年，媒体再访这间小店时，老人已经一百岁了，还在天天开门迎客，伏案修表。有老顾客说，百岁老人修表，全世界都少见，该去申报吉尼斯纪录。老人只是笑笑，低下头，把放大镜往眼窝里一夹，又稳稳地捏起了那枚镊子。
在这座连城墙砖都刻着年号的城市里，时间从来不缺见证者。可像陈绍霖这样，用一双手把时间一秒一秒"修"回来的人，怕是再难有第二个了。下次路过长安樊川路，若看见那间挂满老钟的小店还亮着灯，不妨进去坐坐——那里面走动的，是一位老人用一生上紧的发条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