湘子庙街的清晨，总是从一声清脆的卷帘门响开始。
那扇铁皮门已经用了三十多年，锈迹斑斑，推上去的时候"哗啦啦"地抖落一片铁锈屑。六十八岁的陈守义站在门边，左手扶着门框，右手使着暗劲往上推——这个动作，他做了四十二年，手上的茧子比城墙砖还硬。
门推上去，露出不到十平米的小铺面。墙上挂满了扳手、钳子、螺丝刀，像一面铁器做的万国旗。柜台后面堆着收音机、电风扇、洗衣机主板，有的修好了等着取，有的还在等零件，有的……已经没人来取了。
陈守义一九八四年跟着师傅学手艺，那时候湘子庙街上光修理铺就有四家。修自行车的老刘，修钟表的老郑，补锅底的老赵，还有他师傅——修电器的马德才。四家铺子一字排开，街坊们东西坏了，出门走不了五十步就能找到人修。
「那时候人都穷，一口锅补三回都不舍得扔，」陈守义坐在矮凳上，把一个老式收音机翻过来，眯着眼看底板的焊点，「现在的人，东西一坏就换新的。你跟他说修修还能用，他看你的眼神像看外星人。」
可总有人舍不得扔。
去年冬天，德福巷的孙桂兰老太太拄着拐棍走进铺子，怀里抱着一个半旧的洗衣机。那机器少说用了十五年，外壳发黄，旋钮都磨秃了。陈守义一看就认识——那是他师傅马德才在九六年卖的，当时孙老太刚退休，说要用退休金买台像样的洗衣机。
「陈师傅，你给看看，还能修不？」孙老太的声音有些抖，不知道是冷的还是急的。
陈守义打开后盖看了看，是电机碳刷磨没了。他翻出零件盒，找到一对型号匹配的碳刷，拆开换上，又把松动的皮带紧了紧。通电一试，"嗡——"地转了起来。
孙老太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。
「这是我家老汉走那年买的，」她擦了擦眼角，「他走了八年了，我就听着这洗衣机转的声音，跟他还在一样。」
陈守义没说话，只收了十五块钱。碳刷的成本八块，他赚了七块的手工费。搁在别的维修店，光上门费就五十起步，可他从来不上门，就在这间铺子里等着。街坊们知道他的规矩——东西送来，修得了就修，修不了直说，从不哄人。
四十二年来，他修过多少东西，自己也数不清。八九十年代修收音机、黑白电视，后来修彩电、VCD，再后来修洗衣机、冰箱、微波炉。时代在变，他也在学。五十岁那年，他花了三个月学会了修液晶电视的主板，手写的笔记本攒了七八本，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和故障代码，比城墙上的砖缝还密。
可学得再快，也追不上这座城市拆旧建新的速度。
师傅马德才二〇〇三年走了，修自行车的老刘一〇年关了铺子回农村养老，补锅底的老赵一四年过世，修钟表的老郑前两年搬到儿子家去了。湘子庙街上四家修理铺，只剩陈守义一家还开着。
「有人劝我，说别干了，你这铺子拆了盖咖啡馆多赚钱，」陈守义拧着一颗生锈的螺丝，手上青筋暴起，「可我走了，街坊们找谁修去？那些老东西，年轻人不会修，也不愿修。可那些东西……有些人舍不得扔，不是舍不得钱，是舍不得那上面的日子。」
铺子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，是九十年代拍的。照片里，四家铺子的四个师傅站在街边，身后是湘子庙街的老门面，梧桐树荫遮着半条街。四个人都笑着，穿着白背心，手上的工具还没放下。
如今梧桐树还在，街面翻新了两次，照片上的四个人只剩陈守义一个。
每天傍晚收铺子的时候，陈守义会站在门口抽一根烟。城墙根下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根钉子，钉在这条越来越年轻的街上。他的卷帘门"哗啦啦"落下来，铁锈屑纷纷扬扬地飘在暮色里。
明天，他还会推上去。
因为总有人会推开那扇门，怀里抱着一样舍不得扔的东西，问他：「陈师傅，还能修不？」
而他，总会说：「来，放这儿，我看看。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