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西安钟楼东南角那条不起眼的巷子里，有一间不到五平米的铺面。门头上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板，上面用毛笔写着"老陈修表"四个字，笔迹已经模糊得像是一幅水墨画。铺面里，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终年亮着，照亮了满墙的钟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。
老陈叫陈守义，今年七十三岁。从一九七八年在钟楼脚下支起第一个修表摊，到如今整整四十六年，他再也没挪过地方。四十六年，钟楼上的钟换了三茬，周边的店铺换了一轮又一轮，连东大街的地砖都翻铺了两次，只有老陈还在。
他的修表台是一块掉了漆的三合板，上面摆满了镊子、放大镜、油壶、螺丝刀——每一件都被磨得锃亮，像老朋友一样顺从地躺在他的手掌心里。老陈修表有个习惯：拿到一块表，先不急着拆，而是贴在耳朵上听。他说，每一块表都有自己的声音，声音急的是游丝紧了，声音懒的是发条松了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那是齿轮缺了牙。"你得先听懂它，它才肯让你修。"
一九九三年冬天的事，老陈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那天风大得能把人从东大街吹到南大街，一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推开了他那扇根本关不严的玻璃门。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块上海牌手表，表蒙子碎了一半，指针不动了。"师傅，这是我爸的表，他走了，我就想把它修好。"
老陈接过表，翻过来看了看后盖，轻轻拧开。机芯里进了水，好几个齿轮生了锈。他抬头看了一眼年轻人，那双眼睛红得像城墙上落日的颜色。老陈没多说话，只点了点头："你放这儿，三天后来取。"
那一晚老陈没回家。他把那块上海牌手表拆成了一百多个零件，用酒精一个一个擦，用最细的砂纸一点点磨去铁锈。有些齿轮锈得实在太深，他就翻出自己攒了十几年的旧零件，一个齿一个齿地比对，硬是找到了能替换的。凌晨四点，钟楼的钟声传过来，他把最后一个零件装回去，拧上发条——滴答，滴答，滴答。那声音清脆得像开春时护城河里化冰的第一滴水。
三天后年轻人来取表，老陈只收了五块钱。年轻人把表贴在耳朵上听了很久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修表台上。老陈递过去一张纸巾，说了句："你爸这表不错，好好戴着。"
这些年，找老陈修表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手机有了，谁还戴表？偶尔来个客人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手里攥着一块老伴留下的表、一块当兵时戴的表、一块闺女出嫁时送的表。他们修的不是表，是一段放不下的念想。
去年秋天，有个小姑娘走进铺子，手里拿着一块小小的坤表。表壳是金的，表盘上画着一朵兰花，美得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东西。小姑娘说是她奶奶的遗物，奶奶生前总说这块表是她年轻时在骡马市的地摊上淘的，戴了一辈子，从少女戴到了白发。
老陈把那块坤表捧在手心里，端详了好一会儿。他认出来了——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瑞士产的欧米茄小坤表，那时候全西安城也找不出几块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后盖，机芯居然保养得很好，只是发条断了。他从抽屉里翻出一根存了二十多年的发条，那还是他年轻时从广州进货时多带了几根，一直没舍得用。
"这发条配这块表，刚刚好。"老陈一边装一边跟小姑娘聊，"你奶奶有眼光，这块表啊，比现在的手机值钱。不是钱的事，是这里头——"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"有东西。"
小姑娘把修好的表戴在手腕上，走出铺子，回头看了老陈一眼。老陈正低着头，又拿起另一块表，贴在耳朵上听。夕阳从钟楼的方向照过来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铺到巷子尽头。
有人问老陈，这铺子一个月挣的钱够不够交房租？老陈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他的老伴走了五年，儿子在深圳做生意，过年都难得回来一趟。铺子是自己的，不用交租。但就是有人出双倍租金想盘这间铺面，老陈也不干。"我走了，这些表找谁修去？"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里的镊子正夹着一颗比芝麻还小的螺丝，稳得像钟楼底下的石基。
钟楼的钟声每天准时响起，东大街的车流川流不息，骡马市步行街的霓虹灯闪烁不停。在这座城市最繁华的角落里，老陈守着他那五平米的铺面，守着满墙滴答作响的钟，守着那些别人舍不得丢掉的时间。
他修了一辈子的表，其实修的不是表——是这座城市里，那些最柔软、最隐秘、最不愿意被遗忘的回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