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王今年五十八岁，陕西汉中人，来西安三十二年了。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，他揣着身上仅有的四十三块钱，拉着一辆破板车，从城北的任何一个他愿意停留的角落开始，做了一名西安搬家匠。没有人能想到，这一干，就是半辈子。老王的板车轱辘滚过的那些青石板路，早已被城市的发展填平，但他的故事，却在一代又一代西安人的搬家记忆里，留下了深深的辙印。
老王第一次进城那年，西安还没有那么多高楼。南梢门外的顺城巷，两旁都是低矮的砖瓦房，巷子里开着卖凉皮的、卖甑糕的，吆喝声从早到晚，此起彼伏。他拉着板车在巷子里穿行，车轮在石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，像是这座城市最初接纳他的声音。"那时候年轻，浑身都是劲，一天能跑七八趟。"老王蹲在道沿上，从兜里掏出一支烟，点燃，深吸一口，眼睛望向远处拔地而起的高层，"谁能想到，三十年前这片地方，还是一片麦地呢。"
三十多年里，老王搬过三千多户人家。他常说，搬家这活儿，看着是体力活，实际上是在搬运别人的生活。有的家庭是年轻夫妻刚结婚，搬进新家时满眼都是对未来的憧憬，冰箱还没拆封，婚纱照就小心翼翼地捧着；有的家庭是老人收拾了一辈子的家当，儿女孝顺给买了新房子，老人坐在旧沙发上不肯走，沙发已经破得露出了海绵，却坚持要搬到新家里去。每一件行李，在老王眼里都是有分量的。别人的家当，碰都不能碰，更不能摔。
有一年夏天，老王接了一单从南郊搬到城北的活儿。委托他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，要从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搬进儿子买的新高层电梯房。老太太站在空荡荡的旧屋里，环顾四周，迟迟不肯迈出家门。老王进屋收拾，看见她紧紧抱着一只老式搪瓷茶杯不肯撒手，茶杯上印着褪色的牡丹花，杯底已经磕出了一个小坑。"这是我老伴当年出差从北京带回来的，"老太太的眼里泛着泪光，"他走了十年了，这杯子我每天都在用。"老王听了，二话没说，找了块干净的棉布，将那只杯子包了一层又一层，放进纸箱正中间，又用软布将四周塞得严严实实。那天搬家，他比平时多花了一个多小时，收的钱却比约定的还少了二十块。"有些东西，不能用钱算。"他摆摆手，把零头抹了。
还有一次，是给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搬家。那孩子从外地来西安工作，一个人拖着两只行李箱，租住在沙井村一间十平米的出租屋里。老王看见他对着行李箱发呆，箱子里装的是大学四年的书本、一台旧笔记本电脑，还有妈妈临走时塞给他的一袋蒸熟的腊肉。搬家那天，孩子蹲在地上翻那袋腊肉，说："叔，这是我妈的腊肉，城里买不到这个味道。"老王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："好好干，等将来有钱了，把你妈也接来西安住。"他至今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后来怎么样了，但他记得那双眼睛里的光，像极了自己当年揣着四十三块钱进城时的模样。
如今的老王，五十多岁了，还在骑着三轮车在西安的老街巷里穿行。只是那些他熟悉的老路，很多已经不存在了。鱼化寨拆了，沙井村也拆了，他年轻时常去揽活儿的地方，现在都变成了光鲜亮丽的商业广场和住宅小区。城中村消失了，老街巷拓宽了，以往骑自行车需要绕半天的窄巷子，现在开车嗖一下就过去了。老王的三轮车，也从最初的人力板车，换成了电动三轮车，再后来跟了一个小货车，但他始终觉得，板车最踏实，"那玩意儿不坏，不打滑，不摔东西。"
三十多年间，西安从一座古城墙围起来的老城，变成了一个常住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国家中心城市。老王说，他有幸见证了这一切。他搬过的那些家，从黑白电视机变成了六十五寸的智能电视，从缝纫机变成了全自动洗衣机，从一家五六口人挤在二十平米的小屋里，变成了一个人一间独立的卧室。城市在变大，人的生活在变好，而他，还是那个老搬家匠。
老王有个儿子，在西安做装修；有个女儿，在城南开了家小超市；他的孙女今年上小学了，每天背着书包从小区门口蹦蹦跳跳地经过。老王站在楼下看着她的小背影，忍不住咧嘴笑："你看她，哪里像是乡里来的孩子，跟西安城里的孩子一模一样。"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眶里有些湿润。三十年了，他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。他用一双手，搬运过无数人的家当，也用自己的半辈子，在这座千年古城里，给自己"搬"出了一个家。
西安这座城，不只有兵马俑、大雁塔和钟鼓楼。也有像老王这样的人，他们用最朴实的劳动，一砖一瓦地垒起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。城墙上斑驳的砖石记得他们的汗水，老街巷里的青石板记得他们的足迹。如果你在西安的街头，看见一位骑着三轮车的老搬家匠，吆喝着"搬家咯"，请给他一个微笑——他和你一样，都是这座城市的主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