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八二年冬天的一个清晨，钟楼东北角的那个铁皮调度亭边上，十五辆上海牌轿车排成一排，排气口的白烟在寒气里升腾。二十三岁的贾天佺站在队列最前面，手里攥着调度员刚开的派车单，指尖因为紧张而微微发凉——这是他第一天上班，也是西安出租车从"驻点等客"走向"招手即停"的前夜。
那一年，贾天佺还不是后来那个"老贾"。他是陕北米脂人，十八岁考进西安运输公司学开车，二十三岁被选中培训成西安第一批正规出租车司机。"那时候能当上的哥，是让人眼红的事。"贾天佺坐在他那辆比亚迪EV5里，摇下车窗，西北风灌进来，他眯起眼睛望向钟楼，"一个月四百块，是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十倍。"
一九八〇年四月，西安市政府拿出财政预算，一次性购入十五辆上海牌小轿车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安正式拥有出租车车队的起点。贾天佺回忆说，那时候钟楼东北角路边搭着一个铁皮亭子，调度的老师傅就坐在里面，乘客要车要先电话预约，到了约定时间，调度员根据路程远近估算价格，乘客先把钱交上，调度员再开一张派车单，司机领单出车。"没有计价器，更没有起步价，每公里八毛钱。能在那个时候打车的，都是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——西安人叫他们'倒爷'。"
贾天佺说，那时候西安街头的出租车堪称"万国牌"——菲亚特126P、波罗乃兹、马自达、皇冠、红旗，各种车型都有，各色车标在钟楼盘道旁边一闪而过。乘客下了车，喜欢摇开车窗慢慢地下去，跟路边的街坊邻居打招呼，仿佛坐了一回出租车是一件值得炫耀一整天的事。
贾天佺记得最清楚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个雨夜。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中年男人在东大街拦下他的车，说要去纺织城。"路上聊起来才知道，他是个刚下海的倒爷，从南方进了一皮包电子表，一趟能挣几千块。"贾天佺说，那人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一路上指点着街边说："你看这路，窄成这样，两辆车并排都难。"贾天佺接了句嘴："慢慢修呗，你挣了钱，说不定还能看见八车道。"那人哈哈大笑，笑完了认真地说："那我多跑几趟，你替我看着。"
那个年代的出租车司机，一天跑十二三个小时是常事。贾天佺后来算过一笔账：从一九九五年换第一辆富康开始，到二〇〇六年换成比亚迪F3，再到二〇一五年换纯电动，他的车换了好几代，但那种"在路上"的感觉始终没有变。"西安这座城，最公平的地方就是路。你只要肯跑，路不会辜负你。"
二〇一八年冬天，贾天佺跑了最后一班夜车。那天晚上下着小雪，他习惯性地把车开到钟楼盘道转了一圈。"年轻时候觉得钟楼像个发令枪，灯一亮，就该出发了。"五十三岁的他把车窗摇上去，"现在看它，像个老朋友。你来了，它亮着；你走了，它还亮着。"
那一年，贾天佺正式办了退休手续，把车交了回去。二十五年，他数过自己拉过的客人，粗略算下来，超过四十万人次。"有人说坐出租车是冷冰冰的交易，我说不是。你上了我的车，这一程，短则十分钟，长则一个小时，你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，我把我的故事开给你看——人和人之间的信任，有时候就这么简单。"
退休后的贾天佺，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出门，骑电动车去环城公园散步。走到南门那段城墙根下，偶尔会有年轻司机停下来喊他一声"贾师傅"，有的还要拉他上车坐一坐，说要"沾沾老前辈的运气"。贾天佺每次都笑着摆摆手，但也不拒绝——他总愿意坐进副驾驶座，打量一下仪表台，看看现在出租车的模样。
"现在的车好啊，"他感叹，"自动挡，空调足，还有行车记录仪。我们那时候，夏天车里能热到四十大几度，冬天方向盘冻得攥不住，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踩到腿抽筋。"他说着说着，眯起眼睛笑了，"但你说奇不奇怪，我现在想起来，都是好的。"
二〇二〇年，西安出租车全面更换为纯电动车型。那天贾天佺特意打车去看了看新车——绿色的车身，LED顶灯，车内干净得像个移动的小客厅。他坐进副驾驶座，把手放在膝盖上，看了许久。"跟我年轻时候一比，简直是两个时代的东西。"但他很快又补了一句，"车是变了，可有些东西没变。"
"什么没变？"记者问他。
贾天佺指了指自己的胸口，说："这。每天早上出车前，我都跟自己说一句话——今天，有个人在某个地方等我，我得把他平平安安送到。这就是没变的东西。"
钟楼的钟声响了八下，阳光正好洒在南门城楼上。贾天佺收起茶杯，往家的方向走去。他没有回头，但脚步很稳。"这座城，我用四十年把它走了一遍，"他说，"值了。"
